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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人以播放虚假广告为由敲诈309家电视台:部分专家认为不违法

中国跟踪 - 假冒   2012年02月06日 12:14  

打假人以播放虚假广告为由敲诈309家电视台

今年春节期间,湖南律师罗秋林等人将一封举报信寄往国家公安部。

  他们在信中称,他们举报的300多家电视台涉嫌虚假广告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罗秋林是成都职业打假人黄勇的辩护人。

  今年46岁、家住成都市成华区的黄勇(化名刘江)在四川省内比较有名。因曾与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叶光等人数度联手,有了“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之称。

  2011年8月19日,黄勇因涉嫌敲诈勒索被重庆万州警方刑事拘留。

  当年年底,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黄勇发现全国各地许多电视台播放的医疗类广告存在夸大疗效等违法行为,遂产生利用这些电视台害怕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而获取利益的想法。随后,黄勇分别安排被告人胡海天、莫天和、颜超文3人到其指定的省市获取当地电视台播出的医药类广告的证据,黄勇制作针对该电视台违法广告的举报材料并邮寄到主管部门。在与各电视台的联系中,黄勇就以举报该电视台相威胁,向其索要钱财。被告人黄勇、胡海天、莫天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索钱财,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黄勇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胡海天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莫天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罗秋林等人认为,在一审判决书中,案件涉及到的10个省的309家电视台涉嫌播放虚假广告,应当严肃追责。

  这场颇受争议的案件至此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职业打假人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赔”200多万

  据黄勇供述,从1996年他开始打假,索赔收入已达到2000多万元。他是个人行为,没有办公司,只是私下请了11名员工。他们主要是分头帮他到远点的地方购买药品或者到当地电视台去录制违法广告制成光盘,然后他在网上写举报信,员工再在网上下载后分别寄给有关电视台,统一以他的名义索赔。黄勇给他们的付月薪,4000元至1万元不等,谁跑得多就得的多。

  2009年三四月,他到万州区找一个宾馆住下,在房间打开电视机专门看万州区电视台的广告,然后将摄像机连接在电视机的机顶盒上,让摄像头将这些广告自动录下来。然后他通过自带的手提电脑将广告内容制成光盘。

  第二天,他到当地药房花了几十元买了万州区电视台广告中播出的药品,他心里清楚这些广告有虚假内容。之后他制作了10封举报信分别寄给万州区区委、政府、人大、宣传部、工商局、药监局、广电局等,并在给3个主管部门的举报信中附了广告光盘。同时他在自己开设的“刘江说法网”上也将万州区电视台的违规违法行为公开。

  他回成都大约一周后,万州区电视台广告业务承包人王勇打电话给他说,万州区电视台已受到有关部门查处,已停播广告,王勇代表该电视台愿意找黄勇协商解决,问黄勇多少钱合适。黄勇就说赔偿1万元。经一番讨价还价,王勇给他的银行卡打了8000元。他核对后就在“刘江说法网”上将举报内容删除了。

  2010年,他又到万州区通过同样方式举报了万州区电视台同样的违法行为。后来王勇打了6000元到他的建行卡上。黄勇说:“我虽已将万州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举报给有关部门,但承包人王勇如果不付钱给我,我又会举报该台接受处理后再次出现的违法行为。”

  据他供述:他的索赔模式是他自己或者员工到全国各地电视台刻录电视台的广告内容,再书面指出广告中的违法行为。此后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与他打过交道的电视台,他在“刘江说法网”上制作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举报信,然后寄给当地工商、药监等主管部门,要求这些部门查处电视台的违法行为,过后电视台一般都与他联系,他才谈他作为消费者有权要求索赔,对方一般都是与他在电话中协商解决索赔的事,说好后他就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过去,对方就把钱打到他账上,随后,他就应电视台的要求在网上删掉举报信。二是以前跟他打过交道的电视台,他就制作一份严正声明函,然后将光盘和声明函寄给电视台,同时在“刘江说法网”上制作电视台违法行为的警告书。他在声明函中指出电视台的违法行为,希望电视台自查自纠,并叫电视台在3日内承担他作为消费者的赔偿义务,否则他按程序举报给相关部门。一般情况下电视台都给他回了信,也协商好了索赔的事。没有回复的他就网上举报,同时将举报资料寄给几个主管部门。

  通过这种方式,黄勇等人共向全国309家电视台及广告经营单位进行敲诈勒索。从2008年6月至2010年8月,黄勇等人以举报相威胁的方式,共向河南、山东、四川、江西、安徽、湖北、贵州、云南、江苏、福建等省的309家电视台索取资金共计242万余元,涉案多达300余起。

  记者发现,黄勇等人每次索取的资金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有的电视台出具的证明中说是奖励或劳务费。

  黄勇说:“电视台要生存就必须靠打广告赚取巨额收入,要想收入多,有违法行为才能赚取更多的钱。电视台一旦受到处罚,必须停播,还要遭受巨额罚款。相反,电视台如果愿意给我一些钱把我举报方搁平了,电视台回头可以找相关主管部门搁平违法行为不受处罚。我将电视台的违法行为录制成光盘,还要到药店购买广告中的药品,通过这种行为,我才会与药品的生产方、广告方产生法律纠纷,我才有索赔的法律理由。事实上药品买来后我并没有服用,有的丢了,有的放家里。”

  记者了解到,从黄勇等人处扣押的现金,已有近30万元发还给相关电视台。

  一些地方电视台虚假广告泛滥

  黄勇涉嫌敲诈案判决的前一天,重庆发布广告监测警示公告,称医疗服务广告违规最严重。

  该文指出,重庆市工商局近期对市级新闻媒体发布的广告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有22个涉及医疗、美容 、教育培训等多个类别广告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涉嫌违规广告中,医疗、美容类广告占了约一半以上比例。广告夸大治疗效果,欺骗和误导消费者;有的广告利用患者、卫生技术人员的名义作证明。其中不乏市内大型医院。重庆市工商局已责令相关媒体停止或暂停发布,并进行立案查处。

  而一些职业打假人录制的素材更为惊心。

  因工作关系常在各地出差的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团队电脑硬盘中有数百个小时的电视台违法广告资料。“里面有几十个市县电视台的。”刘称,尽管早已不再从事流通领域的购物打假,但是职业习惯让他们总是无法停手。“那种广告到处都是,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作为资料也无不可。”

  他指出,黄勇案是一个绝佳的证明:数百家电视台存在严重的违法甚至犯罪的刊播虚假广告行为,那些提供证据证明黄勇等人有罪的电视台,也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

  “案子结束后,我向法官提出了质疑:为何打假人被押到法庭上?而发布(虚假广告)者却逍遥法外? 这样的判决会让虚假广告更加泛滥。”

  一法官立刻告知,已经有一个电视台广告部的负责人被警方刑事拘留。

  罗秋林证实,在去年7月该案第一次开庭时,重庆警方派员旁听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却反映了更多问题。”罗称,打开电视,现在到处充斥的都是令人恶心的、充满欺诈的、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医疗广告。以前国家是5部委联合治理,后来是10多个部委上阵,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很多地方电视台对非法医疗药品广告的播出,仍然有恃无恐。这其实反证了广电局、工商局、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以致于让媒体刊登的违法医疗广告泛滥成灾。

  他说,他们已经寄送了几百封举报信,向黄勇案中涉及的309家电视台所在地的工商、广电、公安、药监部门控告电视台的虚假广告行为,同时寄信要求检察机关追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部门对虚假广告的监管渎职责任。

  地方电视台的生存困境

  1月30日深夜,曾在多家电视台任职10多年的文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在上世纪末,很多地市电视台甚至县级台开始了改革的步伐,很多地市台由最初的一两个台拆分为四五个频道,原来相对封闭的电视媒体开始从社会上大量招人,并分成局聘、台(频道)聘、部门聘、栏目聘等方式管理。

  频道数和职工人数倍增,相应的房租水电、设备维护、管理费等开支都大量增加。而经费来源只有广告一条路。

  更重要的是,随着央视众多频道节目的落地和各省级卫视的上星,品牌广告的蛋糕中,地方电视台的空间日渐狭小。

  而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一家媒体的收入有多少?作为一个频道(台)的负责人,一旦收入很多,地方的宣传部、广电局领导,甚至县市长书记都要高看一筹。这种氛围之下,作为媒体的一方,生存和求政绩的本能容易突破职业道德的束缚。

  “我如果还在原来的台里,可能也是广告员了 。”他笑道。

  现在央视工作的刘女士对文的说法表示认同。

  她回忆,上世纪90年代在地方电视台工作时,最让她头疼的就是广告。“一个专题部10多个人,工资奖金都是我负责,压力巨大。”她说,台里对报道还是看得比较重的,骨干人员没有广告任务。但坚持了四五年后,手下的记者有的去了省电视台,有了改行做了报纸。到最后,自己也投奔央视。

  “我们地市级台尚且如此,县里就不用说了。有些省里,几十甚至上百个县级台的新闻加起来都不会比湖南卫视一个新闻节目的收视率高 ”她说,个人认为,从新闻资源、传播效率和广告市场而言,县里一级没有必要设电视台,遑论开办更多频道。

  对于有关执法部门为何监管非法广告不力,她认为,这是部门利益妥协的结果:媒体的广告播出依法受到监督,但很多执法部门同时也受到媒体监督。

  一个例子是,本世纪初,刘所在的电视台车辆被交警部门查扣处置。深感不满的台长下令派出若干小组每天报道交通混乱状况和交警不作为等新闻。不到一周,交警支队就扛不住认输,并主动与该台合作,投资数万元开办交警宣传栏目。

  刘殿林则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有一个任职广电局长的朋友,原来在任教育局长时对电视中性病、美容等非法广告深恶痛绝,经常开会提意见。任广电局长后,则态度大变。“我要他管管这些(广告)。他却说,没有了,他晚上睡不着觉。”

打假人涉敲诈309家电视台:部分专家认为不违法
  本报长沙2月2日电
中国青年报2月3日刊载的报道《309家电视台涉嫌被敲诈》引起了广泛关注,多家门户网站均在首页转载,这也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除了对基层电视台违法广告泛滥和生存状况的聚焦外,涉案的黄勇等人是打假维权还是敲诈勒索,也是热议的话题。

  庭上:是维权还是敲诈

  在该案的两次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当事人与黄勇协商是不是受到胁迫等问题曾有过激烈争论。

  2011年12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勇、胡海天、莫天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索钱财,且数额巨大,构成敲诈勒索罪。

  法院的观点是,黄勇在发现全国各地许多电视台播放的医疗类广告存在夸大疗效等违法行为后,产生利用这些电视台害怕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而获取利益的想法。黄勇等人获取当地电视台播出的虚假医药类广告的证据后,制作针对该电视台违法广告的举报材料并邮寄到主管部门。在与各电视台的联系中,是以举报该电视台相威胁,向其索要钱财。可见其行为是以打假的名义,利用播放违法广告的电视台害怕被查处的心理,以所谓举报对其恐吓,迫使对方交出钱财;即以打假之名行非法敛财之实,其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

  庭审中,黄勇表示,他是为了正义打假并进行索赔,是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举报过程中没有威胁,其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应为无罪。

  黄勇的辩护律师林佳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300余家电视台打的虚假广告,检察机关没有异议,说明黄勇打假不是无中生有。他所得收益,大多是有关单位给的劳务费、举报奖励等,不具有敲诈勒索性质。

  林佳尧认为,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以威胁或要挟等方法给予被害人精神压力,迫使被害人对其财物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处分。纵观本案,各电视台是在受到相关处罚后才与被告联系,双方商谈的是对被告购买的伪劣药品成本,及被告为了维权产生的费用(如差旅费、光碟制作费等)进行赔偿。

  林佳尧律师还指出,检方证据上有瑕疵。比如,在检方所列300余家电视台中,有的所在地在地图上查不到,多家电视台提供的证人证言基本为中性。

  黄勇的另一名辩护律师罗秋林指出,该案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黄勇购买了所有电视台广告播出的宣传产品。这一购买行为就使得黄勇成为一个法律上的消费者。然而,在一审判决中却没有认定黄勇是一个应受法律保护的消费者。

  罗秋林表示,只要是消费者,与电视台的因播出虚假广告产生的争议均可以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与经营者进行协商的方式解决。本案中所有的电视台均是从专事查处职责的相关行政机关获取了黄勇的联系方式,作为经营者主动与之发生争议的消费者进行协商,处理争议本身不违反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其次,一审法院把举报定性为“被告人黄勇制作针对该电视台违法广告的举报材料并邮寄到主管部门。在与各电视台的联系中,黄勇就以举报该电视台相威胁,向其索要钱财。可见被告人黄勇一伙的行为是以打假的名义,利用播放违法广告的电视台害怕被查处的心理,以所谓举报对其恐吓,迫使其按被告人黄勇的要求交出钱财”的胁迫行为,是对法律的曲解。黄勇等人举报的事实本身存在,而且举报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权利。一审法院把宪法权利变成了“以所谓举报对其恐吓”,令人愕然。

  再者,庭审中一些电视台提供的证据其实反证黄勇等人无罪。东明县广播电视局广告文艺部的证明明确写着:给黄勇的钱是举报奖励费。金乡县广播电视局广告信息部出具给公安机关的证明也明确给黄勇的钱是劳务费。

  罗秋林说,劳务费、举报奖励费这种自愿性质的费用被一审法院忽视成胁迫性质的给付,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

  民间:是为自己还是为百姓

  记者注意到,虽然职业打假人遭遇司法指控并非首次,但黄勇案所涉电视台数量大,获利金额高,因此该案的判决对于职业打假人群体具有标本意义。庭审吸引全国各地大批职业打假人前往旁听。

  职业打假人王海认为,黄勇构不成刑事犯罪,因为他的购买、举报、索赔的举动完全是“一个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方式”。该案从本质上说是“打击报复”行为,带有浓厚的地方保护色彩。

  职业打假人士叶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如果刘江收电视台封口费而放任虚假广告继续存在,就有敲诈勒索之嫌,也是职业打假人所不齿的。此案会更好地提醒“职业打假者”要依法索赔。不过他也认为,黄勇的行为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净化了市场秩序也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也有不少人认为,黄勇等人从犯法者那里获取巨大利益的行为属于“过当”和“跨界”。

  网友“牛眼看天”认为,打假人的获利远远超过消法保护的索赔额度,已经没有了公益性。这种专门盯着坏鸡蛋的行为不应被法律支持。

  网友beertt则称,黄勇的有偿打假,其实挣钱是真。他的行为本身就是敲诈,有点类似黑吃黑。如果都像这样“打假”,那一定会引发混乱。

  对此,一些电视台找到了比较便捷的解决办法。起初,黄勇都是非常义正词严,“我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强烈要求你们停播这些违法广告”。然而,当电视台一方主动提出要给他一笔“辛苦费”之后就一切“好商量”。而钱款到账后,电视台就会“风平浪静”。这难道是打假人应有的风格?

  专家:是过当还是犯罪

  据悉,黄勇案件一审判决后,一些法学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思考方向。

  南华大学法学教授罗万里曾撰文指出,黄勇等人与电视媒体单位构成民法上的消费法律关系;媒介机构传播虚假广告信息,不仅构成违约,而且构成侵权。黄勇等人的行为属于正当的、合法的民事索赔。其被控的敲诈勒索罪罪名不成立。同时国家应当积极回应公益的民间权利追求。

  他说,在电视媒体播放医疗药品广告信息中,媒介机构与医药商品经营者、广告商构成商事法律关系。媒介机构既是信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又是直接传播者。受众通过直接支付金钱或花费时间,收看电视媒体的广告信息,在电视传播媒体与受众中形成消费法律关系。根据《消法》赋予消费者的损害求偿权,黄勇等人既是受众,也是消费者,无疑对虚假广告信息依法享有损害求偿权。黄勇等人向多家电视媒体单位索要金钱,是行使其民事损害求偿权的正当的、合法的行为。

  此外,毋庸讳言,黄勇在向传播虚假广告的媒体行使求偿权时,难免会夹杂着程度较轻的“威胁”、“恐吓”的因素。当其获取了金钱时,恰恰应和了刑法上关于敲诈勒索罪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的条件。然而,这二者之间只有“形似”,而无“神同”。因为民事权益交涉中的“欺诈”、“威胁”、“恐吓” 因素(当然主要为语言)几乎无处不在。然而,它们并不具有刑法意义,而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黄勇等人的“获取了金钱”是以行使求偿权为权利基础的,具有权利上的关联性。一审法官将私法权利行使手段(或方式)与刑法罪状客观方面的“形似”混同,错误适用不同范畴的法律,扩大刑罚的打击面,违反罪行法定原则。

  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法学教授认为,黄勇案中,用刑事法律来追究此案当事人的责任属于错误。曾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制定的该专家指出,黄勇等人也存在“过当”的问题,其索赔额度超过了《消法》和《产品质量法》中的限度,容易引发争端。

  长沙律师刘志江也持有同样观点。他告知记者,2006年司法考试卷二中第15道题目与黄勇案有着极其的相似性。题目为:消费者在食物中发现一只苍蝇,便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为由进行威胁,索要精神损失费3000元。该行为构不构成敲诈勒索呢?标准答案是否定的。

  刘志江说,作为司法考试的基本试题的题意,各级法院人士应当心知该类行为属于过当而非犯罪。他们在代理一桩类似案件中,曾引述了这道司法考试题目作为辩护论据,最终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并改判当事人无罪。

  本报长沙2月5日电

  庭审被质疑程序违法

  法院凭未向被告方出示的证据量刑

  据了解,该案的审理中出现了涉嫌程序违法问题,也颇受旁听的职业打假人们及律师的质疑。

  曾对黄勇案件与辩护律师持不同观点的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告知记者,庭审中,公诉机关是用证据提纲来质证,律师能复印查阅的案卷只有500多页,而其他的3200多页证据及录音证据都无法获得并质证。也就是说,一审法院凭着没有向被告人及辩护人出示或者复印的证据定罪量刑。

  “像媒体报道的,‘无论对方是否整改,都承诺一年之内不会再举报,同时向相关主管部门发出声明函,表示不再追究该电视台的法律责任。’这根本没有质证其真实性,都是有关单位给媒体的通稿中内容。”

  罗秋林律师告诉记者,第一次开庭前,法庭只向辩护律师提供了35页复印件。

  2011年7月26日第一次开庭时,他们当庭提出对35页以外的证据要求复印后才进行质证,并拒绝对自己没有看到证据进行质证。法官随后表示,因证据比较多,辩护人如果认为需要阅卷,可在休庭后阅卷。如需复印,也可以办理。

  但没有想到的是,闭庭后当他们要求复制证据时,审判长却以要出差为由婉拒。类似的种种行为,导致辩护人只有在12月1日再次开庭时,只对持有的544页证据进行质证,对公诉人在法庭上没有出示、辩护人也没有复制到的3256证据及录音资料不进行质证。

  罗秋林律师认为,这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辩护权。春节前,他向法院邮寄了复制3256页证据材料的申请书。

  职业打假人的演化与困境

  在黄勇案审理期间,职业打假人刘殿林通过一位记者给黄勇送去了1万元。春节前,他又送去了1万元。

  刘殿林直言,自己与黄勇熟悉,出点钱是为让黄的家人熬过这段日子。

  与黄勇不同的是,刘殿林10多年前便开始回避这种通过流通领域的购物打假索赔的模式了。

  “我不是说我们越过了这一阶段,但事实上,应该是发展得更成熟了。”

  1999年,刘殿林开始与企业家史玉柱合作,走知识产权保护的路子。10多年来,他的公司日益发展,甚至拥有数十名调查员,与之合作的多为索尼、LG等大企业。

  他认为,一个职业打假的公司需要有条件支持:靠影响赢来客户;强大的团队调查能力,确保将造假工厂挖出来。同时能及时协调有关执法部门,打掉这些窝点。

  因此,公司的组织结构也需作适应性的调整。他的公司有调查部、法务部和行动部,最多时有200多名线人。“他们风险大,有时需要卧底调查,做得比你们暗访的电视记者更专业。”他表示,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个团队,对将采取的行动有法律评估, 可以清楚地分析和预防风险。类似他这样的公司,仅广东就近百家。

  私下他认为,黄勇吃亏有这方面原因。

  “别看他长相粗犷,实际上是非常心细非常好学的人。”刘殿林说,他曾和黄勇携手打击假冒某品牌的早餐奶。这一过程中,他发现黄勇做事非常细心,连早餐奶的分子式都要核查清楚,与此前媒体报道的“没受过教育、知识缺乏”的文盲形象迥异。

  但黄仍然深陷囹圄。对此,刘的看法是,这一职业风险越来越高:法律用得好,维护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尺度掌握不好会伤到自己和别人。

  2月1日,职业打假人王海在电话采访中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黄勇的打假从程序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法律上的风险。因为他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索赔,电视台对虚假广告是负有连带责任的。他们公司的律师曾数度为此类行为索赔,从未有司法机关来找他们公司追责。

  王海指出,个体打假和公司打假没有层级高低之分。个人打假服务的是国家和大众利益,公司打假服务的是企业。很多人认为黄勇的收益高,其实是“薄利多销”,黄对每家电视台的索赔只有几千元,远远低于他所知的其他一些个人购物打假所得。

  “春节前我们公司的律师还调解了一个案子,有消费者购买了七八万元的不合格服装面料,索赔的金额是15万元。”他说,最高的一个单个案件索赔金额就达400万元。

  在他看来,现在索赔案件涉及金额越来越高与整个制假环境的变化有关:以前制假多为小厂小贩,现在更多是大企业,以制造概念或偷换概念等方式来实行,危害更大,消费者更难应对。比如某大公司以家兔毛冒充獭兔毛制作服装销售,利润高达数倍。消费者打假索赔的比例和金额同样也在上升。

  当然,也有大企业强大的公关能力让一些打假者被抓的事件发生,但很多案子都被检察院退回来了。黄勇获刑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律师罗秋林表示,从他代理或者熟悉的几个典型案例来看,职业打假人的处境其实很尴尬。现实中,相对强势的经营者会利用司法机关曲解法律来打击打假人,保护自身的非法利益。

  对于一些网民质疑黄勇打假获利过多,初衷非为公益的议论,王海说,这是一个误区,要求职业打假人的行为都是学雷锋,舍身为大众,是理想状态。“像滥用添加剂的蜜饯厂,被索赔了200万元,它肯定对添加剂的问题有切身认识了。这不是促进了大众的福利吗?”

  他认为,黄勇案中数百个电视台集体失范的情况表明,仅有官方的维权机构无法制止此类事件。缺乏真正能代言消费者利益的组织是当前国内消费维权矛盾的关键,也是应深思的问题。国内现存维权的主要障碍是消费者缺乏组织资源无法行使话语权,无疑会落下风。企业违法成本极低会导致其发展路径变形,甚至恶化整体环境。

  以“行政打假”而知名的职业打假人孙开俊则指出,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一些职业打假人有的偃旗息鼓,有的仍然孤军奋战,还有的则合纵连横成立了专业的打假公司。职业打假人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法律认可的合法专业身份。这些社会监督的志愿者,以打假养打假的生存方式,其原因更应深思。如何将民间打假尽快立法,纳入法制轨道和监管范畴,让职业打假人有一个法律认可的专业身份,而非艰难地存在,这对于改善国家管理和民众福祉都是多赢的举措。

  南华大学教授罗万里也表示,黄勇职业打假案中显示,公益事业要尊重公民个人自发性的权利追求,要充分发挥社会功能,让人民的自觉护法行动,推动和促进国家公权力法律职能的发挥。这也是当前社会管理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

  他建议,在立法上,应该考虑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公益国家补偿制度或社会补偿制度。在司法上,对公益类涉及犯罪的案件于宪法上切实尊重公民基本权利,于刑法上切实考量社会危害性予以法益衡量。

  本报长沙2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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